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故能以阳用阴，以刚制柔。比如，张清宇先生在沈有鼎先生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数学内涵格的方式，把卦的交错和交综解释成内涵格中的代数运算，提出了错综不变组的概念，并用以分析《周易》卦序结构。
推崇《序卦》的，还不限于儒家，明末蕅益智旭认为它于儒、于释均有重要意义： 《序卦》一传，亦可作世间流转门说，亦可作功夫还灭门说，亦可作法界缘起门说，亦可作设化利生门说，在儒则内圣外王之学，在释则自利利他之决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而《周易》的卦象则出于奇偶两画的排列和组合，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产物。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此皆有据于卦象，绝无丝毫之附会。
然而，《易经》本先孔子而在，孔子之后，《易》学也不局限于儒家，于道家及其他各家亦然。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井然森然杂而不乱，逆顺错综，处处对称，一往一复，妙趣无穷。
他在写给白晋（Joachin Bouvet）的信中说： 我向您承认，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元算数的话，对《伏羲图》哪怕研究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同时，学术探索的方向，往往有不约而同的现象，董光璧先生指出清代焦循把卦爻画和卦爻辞都看成符号，以建立完整的逻辑系统，《周易》完全被抽象化、公式化、逻辑化了，而莱布尼茨则希望以《周易》为开端发展出普遍语言，数理逻辑的发展是沿着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的，正在走向莱布尼兹普遍语言的理想，但还没有完全实现，是否能继续下去，要看易学与科学结合的努力成效如何。二、《序卦》之卦次，以消息卦为变化之机。
一、卦象、卦序与义理相互发明 《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之一种。但这反而说明《序卦》的必要，即使不是出自圣人之手，迟早都会有人对卦序的排列做出解释。
正如朱伯崑先生所指出的： 历代易学家以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说明说明事物的变化，其思想的最初萌芽即存于卦象和卦序中。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并且，尽管不是绝对的无，但相对的无总必然地存在于被造物中，只是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意有时而不知，而数则靡所不该。
孔子概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孔子及其后学于《易》学贡献至巨，毋庸赘言。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贲》。
这是沈先生对于其《周易》序卦骨构说的概括。故而，也不能认为《周易》不能为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盖斧斤鸩毒，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而诩诩笑语，未必非弯弓下石者也。
因此，这可能是能从中国的古典作者中引出您的教义手册中的最重要的条文之一，值得向皇帝本人解释。观圣人之书，须布遍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这些都是缺乏文化反思的想当然的观点。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问：如《序卦》中亦见消长进退之义，唤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夹杂，有在里面，正是蕴。潘宇廷先生认为： 《序卦》卦象相次大义，其来源本《乾凿度》，准其始、中、终而益以他义，整体之结构杂而不乱。
《观·象传》又说：风行地上，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序卦》） 程颐《伊川易传》解释每卦皆因引《序卦》，王申子不以为然，他承认六十四卦的排列有其次序，但认为序卦之文，义乖理浅，决非圣人所作，愚正不晓伊川何所取，而卦卦引之以作传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
中国人也没有因为伏羲图和二进制有共同点而对基督教增加兴趣。（《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清代李光地则十分推崇《周易》之卦序，认为卦序一定有它的理论基础，是孔子按照义理来排列的。
但是，两宋以降的新儒家又着力阐发太极的本体地位，突出形而上者，也是以《易》学为依托，由此可见，《周易》实为中国传统哲学之缩影。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容斋随笔》卷五） 在此基础上，罗大经又把六个卦分为尚未出离危险、刚刚涉及危险及危险潜伏三种情况，他具体解释说： 洪容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
但张载对此表示反对： 《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就二进制本身来说，当时也没有显示出什么重要性。
事物将处于永恒的变易过程之中。虽然，因而至于八，虽常住，乃非其初，必精以云，是真常住者，惟太极已。
而神道设教的意义则需要进一步梳理。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所以，如席泽宗先生所论： 莱布尼兹和白晋想把中国经典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统一起来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他进而提出了比二进制更合理的卦序解释： 《周易》卦序，错综复杂，不呈线性序，而显两项多层次的平面结构。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使其果若是，则束而联之，一读而尽矣，奚以易为，学者尺寸之不辨，而谓能有见于无穷，吾不知也。余谓屯、蒙，未出险者也。
（《论衡·寒温篇》） 但是，自北宋以降，对《易传》的质疑日益激烈，尤以欧阳修最为知名：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从崔东壁、焦循到沈有鼎、董光璧、张清宇，这种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学界的重视程度不是很够，后续的研究也需要拓展。
以天地为取法的最大对象，也是《易》、《老》、《庄》、《春秋》各学派的共识。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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